刘文俊在调查中发现，患者最反感医生问他们：公费还是自费。患者认为问问题的医生心术不正，根本不是看病，是在考虑怎么掏我的腰包。医生也感到很冤枉：我本来是替你们考虑，根据你们的经济能力来给你们量身定做治疗方案的。

 

　　应该看到，肖志军拒签，很大程度上是他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患者和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尤其对自费患者来说，同时也是对疾病治疗方法的选择，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费用的承受能力。

 

　　某记者的母亲在一家医院做化疗，医生开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价格三千元一疗程，另一个一万四千元一疗程，让家属选。这位记者很为难，选择便宜的怕效果不好，选择贵的吧，又承受不了。

 

　　这位记者后来感慨说，就医过程中的“医味儿”越来越淡，“钱味儿”越来越重了。

 

　　钱味儿越来越重，信任就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少。

 

　　如果在一个医疗福利体系完整的框架内就医，患者面对的是一个分层级的体系，大病急病到大医院，小病慢病在社区医院，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刘文俊说，而目前在我国，医疗资源的紧缺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紧缺。大医院的医生一天看四五十号病人，时间紧不能充分与患者沟通，导致患者抱怨医生不负责任，成为引发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缺乏完整的医疗福利安排的时候，当患者成为纯粹消费者的时候，看同样的病，花一样的钱，他肯定愿意找三级甲等医院的主任医师，而不愿意找自家门口的二级区县医院的同级别的医师。他要求的是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