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精神科医生的痛苦
病人一把将他举到房顶！
“1999年，我刚到精神病医院实习做医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姜永昌的口气格外凝重，“实习没几天，正赶上一位老医生退休，办退休手续那天，我见他满脸喜气洋洋的，觉得十分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退休的时候还会这样高兴的人，就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老爷子说：‘我在精神病医院工作近40年，而今没有变成残废，心理也没有出现异常，能健健康康地退休，这令我非常非常欣慰！’”
姜永昌听完这话心里一沉，那时他工作积极性非常高，觉得你一个老大夫，怎么能跟我这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说这种话。
很快，姜永昌的一次切身体验，就为老医生的话做出了注解。
有一次出门诊，他接诊的是一位个头1.8米、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一问一答的问诊平静地进行着。谈话到20多分钟的时候，小伙子完全没有前兆地突然激动起来，从坐椅上跳起，一把勒住姜永昌的衣领。可怜姜永昌还没等反应过来，双脚已离开了地面，脑袋接近了房顶。在那一刹那，姜永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闪出一个念头：完了，肯定没命了。旁边陪着小伙子来看病的母亲见状大惊，跪在地上双手抱住疯儿子的双腿哭喊：“儿子，千万不能胡来，赶紧把医生放下来！”小伙子似乎恢复了一点理智，这才慢慢地把姜永昌放了下来。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离房顶那么近。”姜永昌苦笑着说。
“在其他医院，医生挨打总会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在精神病院，医生挨打却是家常便饭，病人对医生拳打脚踢口咬，这些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姜永昌说。然而，精神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负刑事责任，所以打人和挨打在精神病院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打了白打，挨了也白挨。特别是女医生女护士怀孕后就更加危险，她们需要时刻提防着被病人踹上一脚。
一次，姜永昌跟着一位老医生查房，正常的问诊结束后，便接着去看其他病人。不料，老医生刚一转身，后背便挨了一棒，老医生当即倒地，幸亏抢救及时才没出生命危险。原来，老医生在前一次查房时，不知道哪句话说得不对，“得罪”了这位病人，病人便怀恨在心。一次去食堂吃饭，发现了一把坏椅子，乘人不注意时，他将椅子腿卸下，藏在衣服里悄悄带回了病房。这回老医生查房，终于让他得到了“报复”的机会。
“刚入院时，老医生告诉我：发现病人有异常表现时，要尽量避免与其正面相对——这话救了我一次！”
一次，姜永昌在查房时和病人说话，病人刚接了一杯开水端在手上。说着说着，病人突然停下来。他意识到不妙，身子一闪，病人杯子里的开水就冲他泼了过来。幸亏躲避及时，否则滚烫的水浇在脸上，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这样，也还是防不胜防。一次，一个躁狂症患者发作，几个医生护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他按在床上，不料他头一挣扎，转头就在抱着他肩膀的姜永昌胳膊上咬了一口——“那一下咬得特别狠，一块肉差点被咬下来。”
形同折磨的“沟通”
“精神病人没有了正常人的思维，医患间无法正常沟通，更多的沟通需要和患者家属进行。于是，医生又不得不忍受来自家属的折磨。”
姜永昌说，他过去负责管理的病区曾收治一位病人，病史达20年以上，治疗效果越来越差：一种药往往用不了多久，不是出现副作用就是无效，于是不得不另外换药。病人的家属是一位姓王的工程师，姜永昌和他的沟通，竟演绎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第一次见姜永昌的时候，王工问：病人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现在却有了……他要求医院一定要把病人治好，甚至干涉医生的具体治疗方案。姜永昌耐心地向他解释病情的特点，王工一脸漠然地离去。
可第二次来医院时，王工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患病家属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而现在却有了……他不相信姜永昌的治疗方案，要求主任查房会诊。主任查房会诊后告诉他治疗没有问题。
医院给病人换药，一般只需口头通知家属即可。可是有一次当姜永昌将换药的决定通知王工后，王工却死活不同意，还是问姜永昌那些老问题：治疗效果为什么一次不如一次？疾病为什么不能治好？为什么要换药？原来的药为什么以前效果好而现在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以前没有副作用现在却有了……
此后，每周三次的探视，王工都必定到医院，每次都向医生重复同样的问题。“由于被病人长年折磨，许多家属的精神状态也渐渐不正常。”姜永昌回忆，“所以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感觉不是在一起想办法给病人做治疗，而是在斗争。和王工打交道的那段日子，我连做梦都是回答王工翻来覆去的那些问题。后来病人换病区离开，我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终于见不到这位精神状态已经日趋不正常的王工……”
女朋友多次被“吓跑”
通常，精神病人受到社会歧视，病人家属也会跟着遭受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线，到达精神科医生的身上——大众也会跟着歧视医生。这即是所谓的“病耻感”。所以，精神科医生不仅要承受来自病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还需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
在医学院校里，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精神卫生系，读这一专业的学生往往是由校方分配的。姜永昌毕业于某著名医学院，他那一届共600名入校新生中，精神卫生系只有30人，几乎是医学院中最小的一个系。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社会带给你的那种‘病耻感’就像囚犯脸上的烙印，走到哪儿烙印就跟到哪儿。上学时同学交流，只要一听说是学精神科的，一下子就会和你疏远；回家后面对邻居的询问，也说是一名内科医生，否则他会马上对你敬而远之。我谈女朋友,只要对方一听说我是精神科医生，立刻就被吓跑了。”
“5年中，最让我无法忍受的还不是工作环境的恶劣、医疗的艰难、社会的歧视，既然选择了精神科，就应该承受这一切——然而，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面对病人时的辛酸和无奈，令我痛苦到绝望。
姜永昌在医院正式工作后接诊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位年仅19岁的小伙子，患精神分裂症，“小伙子长得非常清秀，治疗了一年却没有见到效果，他那个病情，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还有一位患情绪障碍的女孩子，非常美丽，感情上受了创伤，发起病来不是追逐异性，就是不停地折腾、吵闹，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得乱七八糟，还唱歌，好听得让人辛酸，她那个病也是很难治的……鲁迅先生说：所谓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了给你看——精神疾病就这么摧毁一个人的，让人痛惜。”
清贫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如果不是过于清贫，也许我仍不会离开医院。”姜永昌说，“其实，我早就有离开医院的想法，但反复考虑，总觉得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取得成功。但到后来，经济上实在熬不下去了……”
1999年，姜永昌刚进医院的时候，每月的基本工资是1200元，奖金300～400元。2004年离开医院之前，他的工资升为1500元，奖金通常只有600～700元。“我是从外地到北京工作的医生。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连养活自己都紧张，更别说买房子和谋求发展了。”姜永昌刚离开医院到了一家外企，工资马上就翻了一倍。
他说，精神科的医生中50%的人最终会选择离开，“走掉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原本想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的人，但以目前的经济状况，大部分人都坚持不了多久。”他告诉记者，在同班的30位同学中，目前只剩七八个人还在做精神科医生。
“毋庸讳言，如果说其他医院个别医生通过开高价药可以得到一些灰色收入的话，那么精神科医生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首先，精神疾病用药很有限，医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小。其次，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一般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检查，没有CT、核磁，也没有什么大型的介入治疗，医院的检查至多就是给病人查查血常规、心电图。”
姜永昌说：“其实，精神科医生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因为需要面对的是精神疾患，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在国外，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和企业白领相比，则会高出5～10倍。但在我国，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却与对他的要求不成比例，精神科医生在门诊看病，收的也是几元钱的挂号费。”
别让精神疾病失去“对手”
“回想那5年，每天都感到压抑而无望。离开了医院后好像重新回到阳光和蓝天下。但有时想起那些在痛苦中煎熬的患者，我又觉得愧疚，因为我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救治……”姜永昌先生坦诚的言谈，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表白无遗。
记者不禁想起今年5月份在长沙召开的“中国医师协会惠氏杯杰出精神科医师奖”颁奖大会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臧德馨教授那忧心忡忡的呼吁：“如果不尽快提高我国精神科医生的待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立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结果必将是精神科医生的大量流失，必将是精神疾病因为失去‘对手’而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不可想象的灾难……” （健康时报记者 杨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