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如媒体的同仁们在采访中得到的消息：阜阳市一位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称，政府一直是“内紧外松”，医疗系统内部下达了指令性文件，采取了措施，但对外没有公布；不仅如此，“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更曾有患儿家长被要求保密。或许这些说法存有夸张之处，但实实在在的疫情发展却是在4月27日新华社发布通稿之时，“已有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仍在医院住院治疗和留院观察204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专家表示：“去年山东临沂也爆发过手足口病，最后累计近4万个病例，死亡15人。”两个地方的患病数字和死亡数字，实在是不成比例,来自医药新闻网。
更多的具体细节已经不需要再行赘述，一个城市的“黑”不是“抹”出来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一个城市的形象不是“妖魔”出来的，而是自己累积成形的。经历过SARS这种重大公共危机之后的中国，本不应该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却在奥运之前再一次上演。或许疫情的确定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蹊跷的病例却应该有迅速的反应；或许现有条件不能战胜急剧扩散的疫情，但却应该能够消灭四处弥漫的谣言。以谎言辟谣言的荒谬，政府说辞与实际行为的分裂，让人无法对本该及时披露信息的权力部门投以信任。即使有“妖魔化”的流布，那也是权力部门的不作为和行动迟缓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被称为“新闻富矿”的阜阳几乎成了转型社会下的一个病案标本。因为，在我们社会的舆论模式中，赞歌式的论调总是处于最光鲜的位置，这养成了权力部门完成本职工作期待被褒奖、出了事情期待被理解的非正常心态。如果媒体的声音与权力部门不相一致，就会被扣上“不服从大局”的政治高帽，这使得地方政府得以有效地把控舆论。自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或许能逐渐改变这种模式。因为政府不能再将应该公开的信息继续神秘化，不能将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继续私有化，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条例的实施需要时间在实践中磨练。在党和国家强力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类似手足口病这样的公共危机不能再有了，不能再给那些“有偏见的人”以“妖魔化”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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