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手足口病的舆论风暴中，面对《法制日报》的记者，安徽省阜阳市的两位官员同时提出了“妖魔化阜阳”的看法。阜阳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再小的事，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妖魔化阜阳成了某种“时髦”。
阜阳市委负责人说：“我们欢迎多元的声音，虚心接受正确的监督，对于这些我们不会悲观，但还请不要抹黑，不要妖魔化阜阳。”
对于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和指责，阜阳官员竟然会不约而同地以这种说辞进行回应，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说“妖魔化中国”还有西方某些反华人士能够从中获益，那么“妖魔化阜阳”有谁能够从中获益？是记者个人还是媒体自身？是阜阳城内的百姓还是阜阳城外的公众？浅显的道理是，大家赶“时髦”炒股或许还有挣钱的可能，但是赶“时髦”妖魔化阜阳似乎无利可图：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没有谁有足够的动力去费劲扒拉地“妖魔化阜阳”。
因此，“妖魔化阜阳”的说法缺乏基本的经验逻辑，它的推理过程根本站不住脚。“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再小的事，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这类说辞的最大缺陷在于，近几年阜阳几乎就没有什么小事，全是“大手笔”：从12人死亡的“大头娃娃”事件到物价局长为教育乱收费而辞职事件，从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到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每一件事情想不轰动全国都难上加难，有媒体在前年的时候就总结过：“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名省、部级、8名市委常委、11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
即使说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媒体和公众不应该再行纠缠，大家应该有“向前看”的眼光，但问题是，阜阳市的相关部门在这次手足口病中的表现，有很多地方也无法不让人强烈关注。从3月28日第一例手足口病患儿死亡到官方正式公布疫情，一共经历了28天。对于一种已经被发现近40年的病毒，确认为何需要4周时间？而在此期间，阜阳城内谣言与恐慌通过网络与手机短信迅速弥漫。有人说这是猪的口蹄疫传到人身上了，有人说是“人禽流感”，还有的直接说“小儿非典”来了。面对这些，当地政府却以“怕引起恐慌”的名义，用“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且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等进行“辟谣”，而同时出现在医院和幼儿园门口的宣传单内容却是“怎样预防手足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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