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江南总结，前者是流入另一个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以香港医院管理局为代表模式；后者是流入企业化的医疗管理集团或医院本身，以英国医院托拉斯为代表模式。

　　“行政性‘管办分开’是一种进步。”蔡江南认为，因为对于特定政府机构来说，脱离直接管理医院后，其地位和利益相对超脱，有利于政府对整个医院系统(包括公立和非公立医院)进行全行业的监管。

　　而企业性“管办分开”是指，政府将人事、财务等权力下放给医院自主管理，用来克服以往行政管理固有的低效率、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缺陷。

　　但实际上，两种思路仍存在争议：支持前者的观点认为，企业化管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诱导消费问题，而支持后者的观点认为，行政性分权不能解决医院服务效率低和医务人员积极性问题。

　　实际上，“管办分开”在我国各地自发地进行的医改试验中，已有不同的模式。如“无锡模式”和“海淀模式”，都是在卫生局外单独成立一个医院管理部门。而上海的“申康模式”的特点是成立了一个类似“医疗国资委”的医院管理中心。

　　“上述几种模式都属于行政性管办分离。”蔡江南指出，即便是“申康模式”的“医疗国资委”倾向于企业性管办分开模式，但其主要管理层还标有“行政级别”，任命在主管部门，其管理自主权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