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期待社会有更多的刘晓琳，但我们又不能不问，为何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拉幕者都是同一个人？为何安徽省卫生厅派到阜阳的三批专家都不能确诊手足口病？其中的制度漏洞有多大？到底谁来把住社会公共安全的阀门？

        从3月28日刘晓琳值夜班发现患病孩子异常死亡，到3月31日安徽省卫生厅派出第一批专家，4天调查没确诊病因，安徽省卫生厅又派出第二、第三批专家，都没有定论，只好请来卫生部专家，到4月15日公布疫情，其间15天宝贵时光，疫情蔓延不止，家长忧心如焚，社会传言四起。安徽省的疾控中心、全省的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内，难道就没有人认识手足口病？难道就没有人从病亡的患者身上监测出肠道病毒“EV71”？

        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报道，刘晓琳最晚在4月6日就初步判断出疫情是肠道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4月3日和6日，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先后有两名患儿死亡，这两名患儿表现出了疱疹症状。我们两家医院的医生进行了会诊，当时，我的意见就是手足口病。”(5月6日《现代快报》)但她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及时采纳？资料显示，手足口病并不是什么“怪病”，我国1981年便在上海发现该病，我国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20多种，EV71病毒是最常见的一种。安徽省三批专家都确诊不了该病，不知这些专家是凭什么进入疾控队伍的，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应打个问号。

        两次疫情的发现，靠的都是刘晓琳本人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和“天使”般的高尚医德和人格风范，而不是制度性的。个人的道德自觉成为守望社会安全的阀门，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非典”疫情后，卫生部于2003年12月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国家开始构建覆盖全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信息网络系统。事过4年，如果依照国家规定建有完备的制度，阜阳的疫情就应在健全的机制下被早日发现，即便疫情暂时得不到确定，也不会迁延近月，以至蔓延成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