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媳妇躺在病房里祈祷上天，我却被值班护士招呼到隔壁的医生办公室。一打白色打印文件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亮，护士声音从口罩后传出——“你爱人要上手术，有些不确定的风险，请你签个字。”
早就听说“病人动手术，吓死了亲人”的说法，我是一向不当真的。
可事到眼前，心脏还是忍不住像兔子般乱蹦。“有多大危险啊？不就是个腹腔镜吗？人家都说是小手术。”我小心地询问。
“手术不论大小，病人体质各异，这是例行程序，您仔细看看。”护士冷冰冰地回答。
那些“手术风险条款”密密麻麻，都是医学术语，像天书一样费解。我认真看了一遍，似懂非懂，只记得一行字格外醒目，“……如因上述因素手术失败，医院将不承担责任。”
“这什么意思？是说手术出了问题，你们概不负责吗？”我深感疑惑，内心的紧张开始转化成愤怒。
“您不是认真看了吗？这些都是假设情况，不一定发生，医生当然会尽量让手术顺利的。”护士说。
“那签这字有什么意义？吓唬人？”我不依不饶。
护士似乎笑了一声，白口罩嚅动了一下。“你要是不签，手术就不能进行。您考虑一下，也可以和病人商量商量。”说完转身就走了。
这简直就是精神恐怖主义！还有点被愚弄的感觉。医生给病人治病，为什么像签订商业合同一般冷酷？“救死扶伤”的口号难道只是一条标语贴在医院门口用来风吹日晒的？我不是学医的，谁能保证那些个条条框框中没有如电信局一样的“霸王条款”？你们医院倒是都“免责”了，我们病人和家属就只能听天由命？
不过，即便当时我有种“革命的冲动”，还是忍了下来。手术要紧啊，治病要紧啊，总不能让我那已经心惊胆战的媳妇再受惊吓吧。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不满扔到一边——我低三下四地找到那位护士，乖乖签了字。
这还没完，一个瘦瘦高高的麻醉师随后传唤了我。二话没说，我大笔一挥，很快签了字。不过，那页薄薄的纸上有一条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因体质差异，可能发生病人在用药后深度昏迷甚至脑死亡情况，此类案例发生率不超过千分之……”我当时明白，这就是说，一旦那该死的麻醉药用不好了，我那千娇百媚的媳妇就变植物人了。
说实话，当媳妇被推进手术室那一刹那，我真感到一种丧权辱国和痛失河山的追悔莫及。看看那些在手术室门口焦灼等候的家属们，多大程度上是被这手术前的“精神恐怖主义”给折磨至此的呢？
人们都说要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我看应从这个最小的细节开始改变——取消手术前的签字画押。医院为了撇清责任，确实“把丑话说在前头”了，却在病人和家属心中早早埋下不满甚至敌对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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