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借到了一间房，比前一间还破还旧，在一个大约有上百年历史的破大杂院里，那片地区从清代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朋友们谁来谁说是“旧社会”。那时，她成了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下岗者之一。我对她说：我养你。
从此，她就每天在那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里等着我，早晨拎着水桶充当的马桶到公厕去和老头老太太们排队，然后守着只有4个频道（因为没闭路天线）的电视：那时电视台白天除了点歌没其它节目，她就翻来覆去地听歌；然后蹲在小煤油炉前为我做饭。那个院子门口有一个门槛，自行车推过都会“咣当”一响。隔着老远，她能准确地分辨出几十声“咣当”中哪一声是我发出的。夜里，老鼠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开着灯都吓不走它们；夏天，因为潮湿，我们浑身都是红点，别人说我们得了“怪病”。有时候，我半夜里爬起来抽闷烟，又冥思苦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我用不太正常的手段得到了一套住房，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锈迹斑斑的冲水开关、肮脏的煤气炉，担心着会有人来把我们从这天堂中赶走。我告诉她，只要有我在，谁都不用怕，于是她天天到下班时就守在那6楼的窗前，看到我骑着破自行车在楼下出现她才放心：我还在呢！我们那一代人个个胸怀大志，不解放全人类不算完，这志向渐渐从天上落到地下，变得很简单：我要和她在一起，我要保卫自己的家。我没有雄狮的力量，但哪怕只是一只公麻雀，也要护住自己的巢。为了这个简单的要求，我这个在单位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和全体领导班子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而且最终胜利了。这被无数同时在各个战场上斗争着的同龄人称为一次经典战例。那年我25岁，和我现在的很多学生差不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