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子君是一个始终充满爱心的女人，并不是说在这场爱情悲剧中，她完全没有缺陷。然而，她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的生命缺陷，可能是自我个性中的超越意识不够使然，也可能是女性面对社会困境时的无奈，或者更有可能是二者的合力所致。同时代庐隐的《前尘》、《胜利以后》等小说便是新女性婚后只能无奈地定位于厨房的旁证。其实，《伤逝》文本就已经自足地证明了女性进行超越性人生追求的艰难：既然男性人物涓生都要为自由恋爱而丢掉饭碗，那么，出走的娜拉难道还可能在堕落与回来之外站稳脚跟、获得社会事业吗？然而，完全沉于日常生活中，到底给子君带来的是家庭安乐的心理满足还是不能振翅飞翔的精神痛苦，在《伤逝》完全以男性视阈写作的文本中是一个空白，是一个无解的谜，也是与叙述者合一的人物涓生没有兴趣去解的谜。涓生关注的只是子君终究是“倾注着全力”做家务这个令“我”不满的现象而已，并没有兴趣去探究子君从浪漫爱陡然坠入日常家务时的女性心理。而涓生拒绝在婚姻中认同日常生活琐事，却并没有外部环境带来的无奈，纯粹只是自我心灵缺乏应有的包容度、整合能力，也就是说他的个性中就缺乏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能力。这样，涓生、子君这一对由浪漫爱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虽然都有各自的缺陷，但他们各自的缺陷中应由自我承担责任的份量却并不相同。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忏悔时的涓生，也始终没有反思自己对待日常生活、对待子君的不公平态度，没有去理解子君彼时的心境，只是一味地借忏悔之名把责任推卸给子君。无怪乎帕特里克?哈南说“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满心悔恨，却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14]，他“并没有特别说谎，但却都没有充分反映事实，也没有真正凭良心说话”[15]。叙述者兼主人公在反思爱情问题时，不能公平地对待男性自我和女性人物，不能公平地对待日常家庭生活的价值，造成了《伤逝》文本关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理念的偏颇与狭隘。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伤逝》）
这句格言，如果是用以告诫争取自由的叛逆女性要注意经济权问题，那么是男性作家思想深刻与人道情怀的表现。鲁迅曾经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表达过这个意思。他说“……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调。”[16]但是，如果“人必生活，爱才有所附丽”这句话，并不是为弱者计，而成为两性关系中生存能力强的一方保护自我生活利益、以免与没有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方共分一杯羹的遁词时，体现的就是人性的自私、强者的无耻，就是对人道基本精神的背叛。当面对外部生存压力以致于衣食无保时，涓生想到：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鲁迅《伤逝》）
“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以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鲁迅《伤逝》）
那么，这时涓生要子君离开，就已经不再是涓生能否忍受或者是否应该忍受爱情消失了的婚姻的问题了，而是如何处理基本的“求生”问题、是“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的问题了。也就是说，面临生存危机时，两个叛逆之子中的一人，便要掰下另一只紧握着的手，让她独自去面对“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好省下一口饭自己独食、好省下一点力气自己独自求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中“生活”对“爱”的瓦解，在这里，并非是指生活实际困难带来爱情双方的心理差异或现实阻隔，从而破坏了爱情；而是指两性关系中占生存强势的一方，在掂量清楚另一方的社会生存能力确实比自己弱的时候，就可以毅然“奋身孤往”，从而避免与爱人或曾爱过的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然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17]文本中，子君 “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以加入家庭“股份”的举动，已经证明了她至少在结婚时并不是“只知道搥着一个人的衣角”的寄生型女人。不过是男性人物涓生继承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拒绝承认子君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无力与社会抗争时，便把承担家务劳动的女性强行指认为自己求生的累赘物。然而，“将自己生存的无能转嫁于子君，虽不如‘女色亡国’式的思维严重，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18]只是，为爱情而义无反顾地走出父亲、叔子家门的女性，并不曾预测到对“‘川流不息’的吃饭”都颇为鄙夷的男性竟是以他个人的独自“生活着”、独自“求生”为一切之前提的，未曾想到那貌似超越日常生活的男性其实是最实际、最功利的。令人遗憾的是，《伤逝》文本中，涓生反复忏悔的只是自己“说出真实”这“无过之过”[19]，而在忏悔过程中，这“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却成为他再次不合理指控子君而为自己辨解、为自己怜惜的理论依据。隐含作者、叙事者与忏悔的涓生合一，那么涓生忏悔时的思想局限，实际上也就是《伤逝》文本的思想局限了。
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生存观念，在《伤逝》文本中，成为人物涓生以及隐含作者可以随手抛弃和随手加以改造利用的工具。至于是抛弃还是利用，则根据其不合理指控女性的方便而定。人物及隐含作者或在否定日常生活生存基本关怀的意义中，否定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女性生命价值；或在把日常生存关怀歪曲为强者生存的逻辑中，背弃基本的人道道义，使女性成为男性生存的牺牲品。《伤逝》这一类文本表明：女性落后不落后，常常是根据男性原则来制定的。落后性的定性中常常暗含男性的霸权意识。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归为天使型、恶女型、自主型、落后型四大类。现代男作家以现代启蒙、革命思想为依托，对性别秩序进行重新言说，改变了传统男性叙事把女性分为贤妻良母、才女佳人、淫妇泼妇的分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分类中所蕴含的封建性道德与男性欲望相混合的价值评判尺度，否定了这一尺度中贬抑女性的封建男权立场。然而，现代男性作家往往只看到旧阵营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歧视，而对现代男性主体缺乏反思，因而在代现代女性立言的时候依然不免从现代男性自我需求出发歪曲异性生命逻辑、压制女性生命需求，而不能从女性视阈出发设想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从而再次陷入男性中心立场。天使型女性形象表达的不过是现代男性心目中从夫、殉夫的理想女性标准；恶女型女性形象表达的不过是现代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与憎恨；自主型女性形象虽然高扬了女性主体意识，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男权道德，却不免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头换面地表达了男权文化消费异性的非人观念；落后型女性形象则表现了男性倚仗文化优势压抑女性基本生命需求的霸权实质。中国现代文学在有限度同情女性苦难遭际的同时，仍然十分顽强地维护着男性为具有主体性价值的第一性、女性为只有附属性存在价值的第二性这一不平等秩序，从而在现代男性启蒙、革命的框架内悄悄背离了两性平等的启蒙原则，而在实际上走向了启蒙的背面。性别意识领域，由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最为匮乏的思想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