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而自我仍然神采奕奕、风姿潇洒，孙舞阳、章秋柳借助的是自我灵肉分离的法宝。把性接触比作恰如“偶尔喜欢”“伸手给哈巴狗让它舔着”[9]，她们在性之中弃绝爱情，严禁自我心灵的投入，只是把性当作即时消费、把男性当作泄欲的工具，因而她们的躯体虽然性感美艳、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但她们依然能够保持住雄强的精神优势，始终居高临下地君临于众男性之上，使男性不仅不能按自己的欲望去消费女性、反为自我欲望所异化。与女作家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不同，这些时代女性并没有因与性对象只有肉欲交往、缺乏灵交流所带来的自我分裂的痛苦。莎菲那种“为什么呢，给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10]的内心折磨，她们是没有的。她们的痛苦只是享乐与奋斗之间的人生总体设计上的矛盾，她们有的只是伤害不伤害、可以不可以伤害男性的道德论证，却没有自我在这种关系中是否必定能享到欢乐的疑问、没有这样做对自己是否道德的自审。这种心理设置表明，作家的逻辑前提是女性人物在没有爱的性中享受欢乐是不成问题的。这种前提设置，体现的是作家对女性心灵逻辑的盲视、是作家对传统男权性消费观念的承袭。
想像这些女性能够通过灵肉分离而在玩弄异性中保持自我的潇洒风姿，表明作家的逻辑前提是女性人物在没有爱的性中享受欢乐是不成问题的。这种前提设置，体现的是作家对女性心灵逻辑的盲视、对传统男权性消费观念的承袭。把男性视为性玩偶，是女性对封建男权专制的简单报复，其中仍然缺乏现代人性价值尺度。其价值取向“完全符合受到阶级社会现实限制的思维所能设想的唯一的一种‘世界秩序’：要么是‘主’，要么是‘奴’。”[11]性感的时代女性，既是作家男性视阈中的欲望对象物，也是作家男性自我欲望的化身。欲望极为强大，既补偿了欲望在现实中受压抑而产生的心理不足，亦造成异化而形成对男性自我的压抑。没有让这些女性整合起一种统一的对待异性世界的态度，想像她们能在自我的一再分割中毫无心理负担地一会儿扮演魔女角色、一会儿扮演圣母角色，只能使这些女性人物失去性格的完整性而背离生命逻辑。茅盾在这一不成功的易性想像中，实际上是让自己的男性心理不断对女性生命逻辑进行干扰，从而造成人物性格支离破碎的尴尬。这些女性形象凝聚了男性作家心中欲望奔突与疲软的复杂情形，亦体现了作家对男权文化性消费、性压迫观念这一集体无意识的继承，展示了男性作家在性爱意识方面尚难以贯彻平等和谐的现代两性关系观念这一心理格局。
（四）落后型女性
在漫长的父权统治历史中，女性总是作为男性视阈中的自然存在物而在生生死死、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层面上沉浮，难以超越自然存在而成为自为的群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在作形而上的生命诗意探寻时，一方面既从男性精神共鸣的角度揭示、批判旧式女性的精神贫乏，另一方面往往又不合理地把女性在现实日常人生层面上舒展人性、争得做人甚至不过是做稳女奴的人生努力，都当作日常生活的庸俗态予以嘲讽、压制，其超越性人性追求中实际上潜藏着男性强势性别群体压制女性弱势性别群体的霸权意识、封建糟粕，潜藏着以形而上人生追求压制人的基本生存权的价值偏颇。
《伤逝》中，子君人生悲剧的原因，长时间内总被归于子君自身觉悟的程度有限和外部环境的严酷两方面。近年的研究则涉及到了涓生的责任以及叙事者、隐含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12]李之鼎就曾尖锐地指认出“不是社会而是涓生直接地导致了子君的死”，并认为《伤逝》的叙事有着明显的“性别歧视”，而“隐含作者所以从主观的性别关怀滑入客观的性别歧视，可说是男性中心化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命运般的历史无意识力量施逞威风的结果。”
这里，我将对《伤逝》中“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与“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两句常诵于读者之口的经典格言进行剖析，从中管窥《伤逝》文本的男性霸权意识。这两句作为点睛之笔的格言，一直是鲁迅思想高于其他“五四”作家的标志之一，也成为子君必须为自己的悲剧负责的理论依据。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鲁迅《伤逝》）
这句貌似客观的话出自涓生之口，也代表着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它暗含着这样的判断：子君停滞不前因而破坏了爱情。涓生随后就提供了子君确实停滞不前从而使爱情不能“更新，生长，创造”的证据：忙于做饭、养鸡、养狗之类的家务事竟至于和“我”谈天以及读书、散步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样她的见识越来越短，以致于不给“我”买的花浇水而爱喂她的小狗，以致于要和官太太暗斗而不向“我”倾诉沮丧的心情，以致于总是为了催促“我”吃饭而打断了“我”的构思，把她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总之，子君变成了一个只懂得日常生活而不懂得理解“我”、不懂得人生更多追求的小女人了。然而，何以子君理解“我”是必需的，而“我”却从未想到要去理解她转入家庭事务时的内心感受呢？莫非新式家庭中还是应该妻子以丈夫为轴心？何以爱花又一定比爱狗高一筹呢？莫非还有前者高雅、后者庸俗的区别？何以每日三餐的吃饭一定要让时间给“我”的工作、构思呢？莫非“生活着”并不重要？
这里，当涓生借忏悔之名再一次对子君进行停滞不前的指控时，首先是思维上以自我为中心，把爱情双方的心理隔膜完全归罪于女性，而完全没有反思男性“我”在这场婚姻中对异性逻辑、异性人生处境缺少理解的过失；其次，价值判断上，涓生以及隐含作者显然是把日常生活完全置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对立面，把摒弃日常生活的“我”确认为树立价值标准的权威，把沉入日常生活的子君判定为价值否定对象，而并没有在爱情的“更新，生长，创造”中整合进社会事业追求与日常生活这婚姻家庭生活中应有的双重内涵。然而，只要我们不能否认婚姻与日常生活的必然联系的话，倒首先要得出的结论是：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时，由于不能在浪漫爱中整合进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由于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扩容而不能整合进异性的生命逻辑，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心理能力，从而让爱情夭折。这样，《伤逝》的故事，实质上则是：一个始终充满爱心的女人与一个在由浪漫爱进入婚姻生活时缺乏爱情更新能力的男人走到一起，最终不得不寂寞地死去，然后还要让他借忏悔之名来一番不合理的指控。在这个不合理指控的忏悔过程中，隐含作者显然是操纵话语霸权的男性人物涓生的同谋。而在婚姻生活中，把社会事业与日常生活置于价值绝对对立状态，以前者否认后者的价值，便是隐含作者、叙事者、男性人物共同倚仗的价值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