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正面自主型女性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莫过于慧女士（《幻灭》）、孙舞阳（《动摇》）、章秋柳（《追求》）、梅行素（《虹》）、蘩漪（《雷雨》）、春桃（《春桃》）、蔡大嫂（《死水微澜》）、曾树生（《寒夜》）等一系列独立自主、美丽性感的正面女性。男性作家不仅赋予她们独立于父母意志之外的成熟女性品质，而且在不超出革命、进步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前提下赋予她们独立于男性意志之外的女性主体性。这些女性要么与男权下的女奴道德直接对峙，勇敢地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独立；要么在与同一阵营中的男性共同追求理想时，往往比男性人物更为坚定勇敢、更有能力，由对男性人物的精神优势中凸现女性主体性。在进步、革命等意识形态框架内，不顾一切地“往前冲”（《虹》）是这一类自主型女性共有的阳刚气度。孙舞阳这一充满动感和阳刚之气的名字（《动摇》），便是这一女性阳刚气度的共同象征。慧女士“爽快、刚毅，有担当”的个性（《幻灭》），也是这些朝气蓬勃的现代女性共有的性格特征。不能由男性人物或男性价值原则来指派自己的命运，则是这些自主型女性最重要的人生准则。这一系列极有个性的女人，在追求自身幸福和征服外部环境这两方面，都表现出摆脱男性中心思维的自主品格。她们的出现给“五四”之后仍然相当婉约优雅的文坛带来“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的审美欣喜[6]，也使得潘金莲－赛金花以降的精力旺盛、欲望充足的文学女性系列[7]，由于作家价值尺度的变化，而在一步步走向正面的途中终成正果，彻底脱去了“祸水”的道德紧箍儿咒。以赞赏的态度想像这一群无父、弑夫女性的绚丽风姿，在叙事中让她们在社会生活与两性关系双方面都占据中心地位，让千年来一直把女性当作消费品、附属物的男人们退居边缘；使作品的女性视阈与男性视阈相交错而形成对话关系，有时甚至完全从女性视阈展开叙事，都体现了中国现代男作家对男性自恋情结的超越、对男权道德观念的否定，代表了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性别意识领域反抗封建礼教、建立现代性别伦理、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尊重女性生命的最高成就。
然而，这些自主型正面女性几乎个个都天生丽质、性感美艳。即使是卖破烂的春桃，也“露呈着天然的秀丽”，只要略加装扮，模样就与烟公司“还是她好”广告画上的摩登女“差不上下”（许地山《春桃》）。茅盾笔下的自主型女性，无论是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还是梅行素、杜若、张素素，个个都是丰乳肥臀、明眸小口、脂白肉香的性感尤物，契合男性的本能欲望。曹禺《雷雨》中的蘩漪从“明亮的前额”、从脸上的“红晕”与“笑涡”中透出的精神气质也足以满足男性爱欲。从逻辑上说，把握自我命运的独立人格与外貌上的美丽性感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在叙事中均赋予自主型正面女性以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性感，让她们“随便放在哪里，都要算是盖面菜”（李劼人《死水微澜》），并不反映女性的生命真实，只是在想像中宣泄了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它说明女性的色相美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仍是女性进入男性视阈、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人的价值的必要条件。自主型人格只有与她们的性魅力相搭配才能进入男性视阈获得意义。男性中心立场依然制约着女性的生命价值。缺乏天仙之貌的女性之大多数，仍无法以正面形象获得男性世界的认同。
男作家在女性人物的美貌与性感上并不仅仅投射了男性对异性的欲望。其实，女性人物明艳的躯体、旺盛的欲望中所流溢出的生命活力，亦是作家驱逐心中虚无“鬼气”的“身外的青春”，进而亦是作家内心中拯救自我于虚无这一愿望的形象凝聚。章秋柳健康明艳的躯体，既是激发史循男性欲望的性对象物，也是男性作家生命健康美观念的形象表达，熔铸着男性对自我生命的期待。
其实，岂止是男性叙事对女性肉体美的描述，即便是男性叙事对女性性格主体性的描述，也同样倾注着男作家自我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男性作家借助女性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是男性文学创作中必然产生的现象。文学形象作为作家主体的创造物自然而然地要带上创造主体的生命烙印。茅盾早期小说中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这些时代女性的主体性总与她们玩弄异性于股掌之间的精神强势紧密相连。
“我不能爱你，并不是我另有爱人。我有的是不少粘住我和我纠缠的人，我也不怕和他们纠缠；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有时我也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所以，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茅盾《动摇》）
茅盾早期小说中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这些时代女性的主体性总与她们玩弄异性于股掌之间的精神强势紧密相连。把男性视为性玩偶，是女性对封建男权专制的简单报复，其中仍然缺乏现代人性价值尺度。对此，赵园有尖锐的批评。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女性心中的男女关系“完全符合受到阶级社会现实限制的思维所能设想的唯一的一种‘世界秩序’：要么是‘主’，要么是‘奴’。”“梅行素、章秋柳的自我扩张，决不可能一丝一毫地改变现存秩序，而女性的解放也不能经由男性的被奴役而取得。”[8]隐含作者以仰视的眼光注视这些女性玩弄异性的精神强势，说明茅盾的性别观念仍然没有出走一种性别压制另一种性别的男权思维模式，尽管其男女角色来了一个对调；说明茅盾的主体性观念尚停留在主体无限膨胀阶段，并未真正整合进平等的现代人性观念。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探究的是，作家在设置、解决这些女性虚幻的精神强势时是如何漠视、歪曲了女性的生命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