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对孙柔嘉的态度说明男权叙事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叙事内外的点评把“有心事”的主动型女性妖魔化，使她们在男性视野中成为不可理喻的、带着危险性的异类，显得可怖可恨。这样，现代男性文本又再一次确认了女性以被动为荣、主动为耻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背弃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围城》对待苏文纨的态度则表明男权叙事贬斥主动型女性的又一策略是，以喜剧的嘲弄态度把不守传统妇道的女性丑角化，使她们失去悲剧人物的崇高感。即使是她们的人生伤痛，也因此残酷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失去让人同情、理解的价值。《围城》中每当对苏文纨的言行进行一次符合女性心理的合度刻画之后，总是让方鸿渐从旁悄悄来一番否定性的心理独白，使得苏文纨动中有度的爱情举动在男性视阈的无情审视之下显出自作多情的滑稽相来，成为叙述者、隐含作者、隐含读者暗中共同嘲笑的对象。
同样是刻划女性由于误会而自作多情的故事，女性作家凌叔华在《吃茶》中，就采取女性视角叙事，叙述者对女主人公芳影小姐的爱情渴求有细腻的理解与同情，故事的悲剧性压倒了喜剧性，小说由此获得了理解女性人生伤痛的思想深度。而《围城》的男性视角，把女性爱情失败的生命伤痛界定为咎由自取、甚至还是使男人产生心理负担的不应该的行为，使之完全失去了被悲悯、同情的价值，而成为喜剧嘲讽的对象。但男性人物方鸿渐误导苏文纨的种种爱意表达，尽管确实是方鸿渐准确理解苏文纨的爱情之后有意作出的迎合，并不象是《吃茶》中的王先生那样纯粹是一种按照西方文化观念作出的实际并无爱意的礼貌举动，却由于作家的偏袒，完全免于接受道德审视，在价值上被评判为是一种善良的、易受制于女人的弱点，既在叙事上承担着误导女性使之淋漓尽致地出丑的功能，又在价值指向上产生嫁祸于女性的作用、成功地把男性不能把握自己的弱点归咎于主动爱上男性的女子。小说中，虽然苏文纨早就对方鸿渐有意，但两人的爱情纠葛显然始于鲍小姐香港上岸后：
“鸿渐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地嬝嬝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钱钟书《围城》）
到上海后，两人的爱情纠葛得以延续，显然也是源于方鸿渐伤春之际把苏文纨当作普遍异性符码的情感排遣需求：
“船上一别，不知她近来怎样。自己答应过去看她，何妨去一次呢？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钱钟书《围城》）
两人的爱情纠葛磕磕碰碰，终能发展到高潮，更与方鸿渐月下虚假的欲望表白分不开：
“我要坐远一点――你太美了！这月亮会作弄我干傻事。”“我没有做傻事的勇气。”（钱钟书《围城》）
然而，在《围城》的男性立场叙事中，方鸿渐在精神寂寞的时候姑且把对自己暗含爱情的女性当作即时的精神消费品是无辜的、男性在没有爱的情况下随便向女性暗示爱情是无辜的；而暗怀热烈爱情的女性，由于被男性当作即时的精神消费品但又没有得到爱情、没有得到婚姻，反而显得可羞可耻，成为隐含作者嘲笑的对象。这正好应了这样的男权逻辑：
“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
只不过男权文化杀这种女人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一种便是《围城》中叙事者、隐含作者带领隐含读者躲在男性人物方鸿渐后面以嗤嗤暗笑的方式对这类女性进行精神阉割。当然，这一切还贯穿着《围城》一以贯之的前提：男权文化把女性对男性的爱情混同于女人对男性世界的阴谋，混同于“女人给当给男人上”的恶意举动。这样，被方鸿渐不负责任行为所误导的女性苏文纨，其爱情冲动与爱情伤痛，在《围城》中并没有被放在女性的生命本位上加以掂量、评价。得不到男性世界认领的女性恋情，在钱钟书的眼中就成了应该“撕破给人看”的“无价值”的东西。这样，一个女人受男性有意误导的、悲剧因素大于喜剧因素的爱情失败，就被钱钟书从男性本位的立场出发，作了完全喜剧化的处理后成了冷嘲的对象。从中可见作家审度苏文纨爱情举动的价值尺度是：一是看它能否契合男性需求，也就是说看它能否被男性认领；二是看它是否符合压抑女性主体意识的封建男权道德准则。这就暴露了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的观念中并没有整合进女性群体、依然坚持把女性作为异类看待的价值缺陷。
丑化在性爱中取主动态度的女性，这种立场在现当代男性文本中仍然比比皆是。中国当现代男性叙事文学设置了重重男权罗网，使试图超越传统“敬顺”、“曲从”[5]女奴道德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女性被表述为是面目可憎的恶女人。这一叙事成果在有限度地完成女性人性的现代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表达了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体现了他们压制女性主体性的男性中心思维，表现了现代男性作家对传统男权集体无意识的继承。这从一个方面暴露了中国现代男作家对解放妇女精神的现代文化观念的背叛，也说明了在性别意识领域方面实现人性观念现代化的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