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苦难走向新生，是天使型女性的另一条出路。但无论死亡还是新生，表现的都不是女性自我的人生经验、生命愿望，而是男性由反叛而走向自我拯救过程中的愤懑和希望。女性的新生，既给沉沦于旧家族文化中拒绝自救的男性敲一计警钟，也为男性自我指出一条新生之路，尽管这条新生之路，由于中国现代启蒙思想、革命思想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最终不过是乌托邦的虚幻之物，在实质上是值得质疑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新生》中，张文珠引《福音书》上的话进行自我比喻，呼唤不断徘徊犹豫的男性人物李冷跟从自己去革命。但这种引路人的光荣，并没有带来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扬，因为它并没有整合进女性自身的人生体验、女性自身的生命愿望，不过是男性作家借女性之姿宣扬男性启蒙、革命原则而已，尽管这种启蒙、革命往往从男性个性的觉醒走向了集体的融合、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向了启蒙的反面。但无论是始于个性、还是终于集体，启蒙、革命总是男性主体内部的事，女性即便被封为引路人，其实不过是男性作家手中类似于火把、红旗一般的象征性道具，依然不过是一个被置换了所指的空洞能指而已。
（二）恶女型女性
中国现当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以老舍小说中的虎妞、“柳屯的”、大赤包、胖菊子，钱钟书小说中的苏文纨、孙柔嘉，穆时英小说中的蓉子，曹禺戏剧中的曾思懿，路翎小说中的金素痕为代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对现代女性之恶的言说，首先集中于女性对男性的控制、欺压上，其次才兼带涉及女性人物各自的阶级之恶与个性之恶。然而，这些“恶”女人谋夫的丑行往往不过是她们主动追求爱情幸福的勇敢大胆，她们欺夫的恶德中其实也透着女性做不稳女奴时垂死挣扎的辛酸。把女性之恶首先界定为她们对传统妇德的谮越，再次表明中国现代男作家对现代女性人性的价值判断，首先遵循的还是封建从夫道德，其次才是现代启蒙、革命原则；男性的启蒙、革命原则并没有真正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性生存中拯救出来，并没有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主体性地位。我们就以钱钟书的《围城》为例，看看现当代男作家是怎麽言说女性之恶的。《《围城》中有两个围捕方鸿渐的女人，围捕成功的孙柔嘉、围捕不成功的是苏文纨。
《围城》中，赵辛楣对方鸿渐这样议论孙柔嘉：
“……唉！这女孩儿刁滑得很，我带她来，上了大当——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围城》）
象“张开了口”的“鲸鱼”一般可怕的孙小姐，其实并没有任何侵犯他人的恶意，只不过是对方鸿渐早就“有了心事”、有了爱情而已。女人一旦以自己的爱情去暗中期待男性的爱情共鸣，在赵辛楣乃至于作家钱钟书的眼中，便成了要吞噬男人的可怖可恶之物了。孙柔嘉“千方百计”、“费煞苦心”谋得方鸿渐这样一个丈夫的爱情追求，在赵辛楣的点评之下，罩上了一种阴险的气氛，让人不禁联想起狭邪小说中妓女对嫖客的引诱、暗算。赵辛楣的点评，一是承袭了把性爱当作一种性别对另一性别的征服、而不是两性相悦相知这一野蛮时代的文化观念，二是承袭了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封建性道德。它使得作品从根本上模糊了女性爱情追求与妓女暗算嫖客这两种不同行为的本质区别，遮蔽了女性的爱情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一种真挚情意、女性的爱情追求不过是要与男性携手共度人生这一基本性质，背弃了女性在爱情上也拥有与男人同等主体性地位的现代性爱伦理。
实际上，被赵辛楣视为张嘴鲸鱼的孙柔嘉，在男权道德的高压下，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制造各种机会把自己的情感暗示给方鸿渐，并想方设法促使方鸿渐向自己表白爱情。至少在面上，她还是要把追求异性的权利留给男人，而竭力保持女性被动、矜持的形象。尽管如此“费煞苦心”地使自己合理的爱情追求隐秘化，孙柔嘉终究仍然没有赢得“好女人”的声誉。这首先是由于文本内有赵辛楣为首的男性群体以火眼金睛严密审视着女性的任何谮越活动，一旦发觉，便迅速对它作出不公平的妖魔化处理；其次，文本外，还有杨绛那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成为对孙柔嘉的权威性评语，使得孙柔嘉难脱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精打细算的庸俗小女人形象，因而在可怖可恶之外，又增加了一层可鄙可怜的渺小来。但如果孙柔嘉果真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的女性，她何以独独会爱上方鸿渐这样一个不仅毫无心计、连基本的生存应付能力都欠缺、倒是充满了机智的幽默感、且心软善良的“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男人呢？何以自始自终都能坚持“我本来也不要你养活”的女性自主性呢？虽然孙柔嘉在方鸿渐讲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这些人生哲理的时候，忍不住哈欠，体现出思维、兴趣的有限性，但文本在孙柔嘉与方家二奶奶、三奶奶这两位只会在“围城”内外搞家庭斗争的妯娌的对比中，在与认定“女人的责任是管家”的方老先生、方老太太的对比中，分明已经从叙事层面确立了孙柔嘉自主谋事、独立承担人生的现代女性品格，使她从根本上区别于在家庭小圈子内斤斤计较的依附型女性。《围城》的叙事层，实际上既与赵辛楣对孙柔嘉的不公正指责形成对峙，也与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对孙柔嘉的鄙夷不相符合。而这文本内外的评点、议论，恰如层层枷锁，紧紧压制着小说的叙事层，使得叙事层中本来无辜的女性主人公在读者眼中变得阴险鄙俗。其实，即便是最让孙柔嘉显得琐屑凡庸的种种夫妻口角，也不过是婚姻中日常人生的常态之一，并非是由于孙柔嘉独具小女人庸俗品格才带累了并不庸俗的大男人方鸿渐。这种琐屑凡庸，正是人必然要坠入的一种生存境地，而不是女人独有、男人原本可以超越的处境、品格。也正因为如此，《围城》关于人生“围城”困境的现代主义命题才显得深刻且更具有普泛性。《围城》的这一深刻人生感悟正与其男权文化视角的狭隘、不公共存。认同赵辛楣评点的钱钟书与在文本外阐释《围城》的杨绛，他们的人生智慧，既深刻地洞悉到人生的荒谬，又深深带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遂成为跛脚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