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玲曾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
一、引 言
1、可以从女性形象塑造中考察男作家的性别观念。
这样，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一种反映经过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迹。例如，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花袭人，就是曹雪芹对于女性的不同想象。鸣凤、瑞珏、梅、琴，就是巴金对于女性的不同想象。我们阅读男作家的作品，就必须考察他们对女性的想象合理不合理，考察他们的性别观念正确不正确。
2、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塑造、规范现实女性的功能。
我们常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固然不错，但是不能忽略另外一点，即艺术指导人生。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常常根据自己喜欢的文学形象来设计、调整自己的生活。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可能是现实中的模范人物、明星偶像，也可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50、60年代，保尔?柯察金是青年效仿的榜样，林道静走向革命的故事也激励了许多青年学生。80、90年代，有些女孩也有意无意地根据琼瑶小说中纯美的女主人公来设计自己的形象、演绎自己的爱情故事。所以西蒙?波伏娃有一句名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也就是说女人是文化塑造而成的。
艺术对生活的指导作用，是一种塑造，是一种规范，也可能是一种压抑。它激发了我们内心中这一些可能性，又压抑着另外一些可能性。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艺术想象，一旦被读者广泛接受，就会成为强有力的文化规范，塑造着作为读者的男性和女性。文学批评就必须审视这种规范的合理性，必须考察男性对女性的艺术想象，哪一些表达了男性对女性世界的合理看法，哪一些又表现了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不合理的霸权意识。
二、中西方男权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形象
（一）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原型——夏娃与圣母：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有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一个是圣母。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之后，吃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实际上，夏娃这一个女性形象的设置，表达的是男性对人性自身某些破坏性因素的恐惧，同时也表达了男性把这种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力量归罪于女性的思路。这一种恐惧心理和归罪思路源远流长，形成了西方文学史中一系列个性强悍、凶狠狂暴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又被一些学者称为男性文本中的“妖妇”型女性。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格林童话中嫉妒白雪公主的皇后、劳伦斯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白黛都是这个系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些女人破坏男性社会中固有的秩序，令人望而生畏，最后往往都不得善终。以厌憎、恐惧的态度设置这类女性形象，表现的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压抑。
圣母玛丽亚则是与夏娃相反相承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她贞洁温驯、恬静安宁、富有母性。她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而有一种母性庇护的心态。圣母是童贞女与母亲这两类男性最渴求的女性形象的整合。她的美貌与男性世界认可的贞洁美德、母性美德相结合，因而是一种没有危险性的美。男性以赞美的态度塑造出这类女性形象，实际上是剔除了女性身上任何与男性价值世界不和谐的东西，是根据男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女性榜样的。男性渴求女性的贞洁、美貌、母性情怀。这种渴求不仅凝结成圣母玛丽亚的圣洁形象，而且演绎出西方文学史中一系列圣母型的女性形象，莎士比亚笔下的苔丝德梦娜，托尔斯泰笔下的吉提与娜塔莎是其典型代表。这类女性又被有的学者称为天使性女性。女性主义批评者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说这类专门为了男性的需求而生存的女性是“生活在死亡中”，因为她们回避了女性自我，回避了女性的自由意志。这类女性形象以理想化的方式被读者所接受，就会对现实的女性生存形成压抑，所以吴尔夫在谈妇女职业问题时说，妇女如果要进行创作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话，就必须杀死这类家庭天使。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原型——贤妻良母、泼妇淫妇、才女佳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与泼妇淫妇型女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型女性、夏娃型女性比较相似。只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她们“贤”、“良”的时候所维护的男性准则、她们“泼”、“淫”的时候所挑战的男权原则，与西方文化中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原则、理性原则有所不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根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父权制原则的话，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的美谈，节妇烈女的牌坊都是父权制文化对这一类女性的接受、认可。但是，过分强调女性的母性职责、妻性职责，而这种母性职责、妻性职责又与“妇者，伏也”的第二性原则、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严重地压抑女性作为人的更为丰富的生命需求，压抑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