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因为与重婚、纳妾、姘居等丑陋行为联系在一起，深为人们所不齿，但由于做“二奶”能满足一些“物质女孩”享乐的需求，“二奶风”屡禁不止。近年来，在深圳悄然出现了职业“二奶”一族。
与初级阶段的“二奶”不同的是，这些职业“二奶”有的自身条件很不错，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不少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同居对象不抱有婚姻的幻想，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于是就隐姓埋名，背着父母，甚至背着老公、孩子，活在“大奶”的阴影之下。深圳大学社会学系刘教授说，职业“二奶”是“二奶”的新形式，如果说最初的“二奶”对同居对象还有一丝婚姻的幻想的话，那么职业“二奶”完全是以肉体作为换取金钱等财物的工具，在性质上有些类似卖淫。
“二奶”谬论1
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今年29岁，中等身材，但很白净、丰满，的确很漂亮，打扮也时尚。她来自贵州一个贫困山区，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有三个弟妹都在读书。阿萍对记者说，家乡比较穷，孩子多，而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因此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小学一毕业，阿萍就辍了学，来到深圳打工。她家里的所有开销几乎全依靠她的打工收入。阿萍说，像她这样一没文化、二没技能的外乡单身女人，在深圳谋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干，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只能拿千儿八百元的。
1999年，阿萍在罗湖区东门商业步行街一家发廊做了小姐，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朋友”。“男朋友”是台湾人，是一位业务经理，一个月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呆在大陆。阿萍说，台湾“男朋友”出奇地小气，每个月固定给她3000元，而其在大陆的生活花销几乎全部都由阿萍支付。就这样生活了5个多月，阿萍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卖光了“男朋友”给她买的所有家具与家电，拿到钱后，迅即甩掉第一个“男朋友”。
与台湾“男朋友”分手后，阿萍搬到了福田区一小区。在那里，阿萍很快结交上了第二个“男朋友”。这回是个香港人，一名货车司机，出手倒还大方，就是太“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没多久，香港“男朋友”就把性病传给了她。阿萍于是借机同他大吵了一架，从他那里要了一笔治病的钱，离开了他。
接着，阿萍又交了她的第三个、第四个“男朋友”。每交一个“男朋友”，阿萍在银行里的存款就往上涨一截。现在阿萍每个月固定向家里寄1000元，剩下的钱她都存了起来。
记者采访时，阿萍与其他三个姐妹合租在龙岗某小区的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里，不足20平方米的客厅光线昏暗。三间卧室阿萍、阿倩、阿荣每人一间。
阿萍说，刚开始她是为了图个温饱，才让经济条件好、收入稳定的男人包养的。现在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便将来找个好老公，好好成个家。阿萍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人们所说的“二奶”，但她说她与其他“二奶”又有所不同。自己应该属于职业“二奶”———谁出的价钱高，就跟谁过。
阿萍说，做职业“二奶”，多数是有心计的女人。她们摸清了男人包养“二奶”的心态，那就是：胆小怕事，不敢张扬。有的职业“二奶”在被包养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男朋友”的家庭情况，并时常以此威胁男人，让男人掏出更多的钱来。
“二奶”谬论2
做“二奶”比上班来钱“容易”
阿艳今年30岁，长得高挑，面容、皮肤都很好，是某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后在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月收入3000余元。可她对记者说，深圳的花费高，一套房、一部车起码要八九十万元，就她那点工资，恐怕累死累活一辈子，也买不起房与车了。阿艳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较优裕的家庭，平时不自己做饭，非名牌不穿。她择偶的目光一直是盯着国外的。
工作中，她认识了本单位的一位经理———40多岁的东南亚华侨。平时工作中，他给阿艳不少特殊关照。就这样，阿艳辞了工，很自然地搬到顶头上司那套豪华住房里，做起了职业“二奶”。阿艳说，她不会提出“正名”的要求，也不在乎“二奶”这个难听的称呼。
经理的老婆还是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到深圳同经理大闹，但经理态度也很强硬。经理的老婆一看管不住经理，转而将经理的钱包看得死死的，到现在，经理的工资卡还在他老婆手上。记者问阿艳，经理不能支配自己的工资，拿什么养你。阿艳说，一方面经理有一些工资外的收入，另一方面经理兼了职，收入很可观。这部分收入由阿艳全部掌握着。阿艳还很自信地告诉记者，她与经理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两人在一起生活也这么久了，各取所需吧，现在谁都离不开谁了。
阿艳的长远打算是想给经理生个小孩，这样好让经理将他们母子两人带出国。记者采访时发现，阿艳的英语说得不错。平时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阿艳就花在健身、美容、看电视和旅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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