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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剖腹产手术生孩子，后果自负。”一位名叫肖志军的男人，在医务人员百般苦求其签字同意妻子手术的情况下，但仍生硬地写下这短短的14个字后，最终致死两条人命。
几天前发生在北京的这一悲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愚昧使丈夫“杀死”妻儿，规避责任则让医院及其上级单位在这个“杀手”面前束手无策。这一惨剧是不是在告诉人们，在生命危急时刻，挽救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丈夫拒签手术
医生无奈产妇等死
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副院长赵立强对记者介绍说，这位名叫李丽云的死者，与丈夫肖志军在北京打工，生活比较贫困。
怀有身孕的李丽云被丈夫送入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时，被医院诊断为“孕足月、重症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急性心功能衰竭”，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才有可能救活孕妇和胎儿。
赵立强说，由于情况紧急，医院启动应急绿色通道，同意对其进行减免费用入院，并组织呼吸科、ICU、胸外科多科室的多名医护人员全部待守，等患者家属签字后，立即进行手术。在医护人员和医院其他患者家属的百般苦求下，肖志军仍在手术通知单上写道：“拒绝剖腹产手术生孩子，后果自负。”
与此同时，医院上报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得到的指示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尽管医院对病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但悲剧已经不可避免。当李丽云慢慢走向死亡时，多名女医生当场大哭。“这种情景，一般在医院是很难遇见的。”赵立强回忆死者逝去的情节时感到十分无奈。
社会调查显示
七成骂丈夫两成责医院
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新浪网就此主题进行的投票讨论中，70%以上的人认为那个男人应该对孕妇和胎儿的死亡负责，20%以上的人认为医院、医师或医疗制度应该对孕妇和胎儿的死亡负责。
一些网民认为，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此时医院却把“制度”“签字”放在首位，导致失去抢救机会，母子双亡，医院的行为太让人寒心了。但更多的人认为，医院已做到家属同意手术签字前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不应再受到舆论的谴责。
许多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时情形下，家属不同意手术，如果医院自作主张做了手术，万一出了事故，谁承担责任啊？即使不出事故，患者家属也可能以违背患者选择权而起诉医院。难道让家属告热心救人的医生？
北京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文中认为，医院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法制社会不能感情用事。手术原则上必须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的医疗制度也没有问题。如果主张医疗措施无须患者同意强制手术是非常荒谬的，也是令人恐怖的，那后果则不堪设想，将会导致医生可能滥用这种权利。
也有法学专家认为，按照我国现行的医疗法规，医院在实施手术时，必须征得病人或者其家属、特定关系人等的签字，这是对病人就医权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规定使得一些特殊情况下，病人的生命权无法得到完备的保护，需要对现行的规定采取一些救济措施，一个人的生命权不能像这起事件一样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个人的签字。
各方评论
惨剧根源为尖锐医患关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大卫生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孙东东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导致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此事件的男子贫穷、愚昧和无知，但最主要的根源是当前的医患关系所造成的，而这种医患关系是由现行医疗管理体制造成的。
“我国目前的医患关系令人担忧。”孙东东说，患者对医务人员的猜忌和不信任增加，医护人员对患者的防范心理加重。主管部门把医院推向市场，医院必然从病人身上寻找利益，结果造成医务人员和病人利益之间的严重冲突，使患者对医务人员不信任，误认为医生要做手术是危言耸听，目的是多挣医疗费。由此导致患者或家属做出非理性选择，从而贻误抢救时机。
“在如此紧张的医患关系下，没有医院敢‘非法救人’。”孙东东说。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也认为，目前的医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诊疗工作，干扰了医生的正常执业，有损于患者利益。其原因既有市场经济的作用和某些政策的偏差，也有个别医务人员缺乏职业操守所致。王辰说：“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方面应当作出不懈努力。”
孙东东认为，有关部门在即将出台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中，必须重视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对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予以重点关注，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检察日报》、《新京报》
医生看法制度应为生命留扇门
丈夫不签字导致孕妇死亡的的背后，是手术签字制度不合理，煤炭总医院副主任医师郑山海在媒体上撰文认为：和制度的不完善对比起来，我们缺乏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天然的尊重，以及在执行制度时为生命留一扇门的智慧和勇气：
曾有报道，一名产妇在手术台大出血，医院却无血可用，家人要求自己献血，但医院以“不得私自采血”的制度予以拒绝，最终眼睁睁地看着产妇死于大失血，母婴双亡。
如今这样两件事件放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某些类似的地方，那就是相关人员对某些制度和法律近乎僵化的执行，以及在制度和生命之间人们对生命有意无意的漠视。
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医生偷渡到了另一个国家，因为特殊身份，他无法获得行医资格。但有天他所在的地方有个孩子得了急病，情急之下，他选择给孩子治病，虽然后来被起诉非法行医，但法官却判决说，医生的行为固然触犯了法律，但若因此判定他有罪的话，那就是法律的悲哀，因为抢救生命的人是无罪的。
这件事情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理念：法律固然无情，但执行法律的人是有情的。他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为生命留出一扇门，以保证让鲜活的生命不至于被挡在制度的墙外。
所以，和制度的不完善对比起来，我们缺乏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天然的尊重，以及在执行制度时为生命留一扇门的智慧和勇气。制度永远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能树立起为生命留一扇门的理念，类似的眼看着生命白白逝去的悲剧，才可能最大化地被避免。
那样做，需要医生“违反制度”的巨大勇气。但既然选择了救死扶伤的职业，和生命比较，处罚，又算得了什么？
专家观点暂不能赋予医院强制治疗权
“丈夫拒签手术事件”发生后，不少人纷纷认为，医院能否在没有得到家属同意之下，本着救死扶伤的精神给予病人强制治疗呢？
有媒体就此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卫生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
记者：一纸法律条文的规定，让医生在“救死扶伤”的天职和“违法”之间两难选择，法律在最初出台时就没有考虑到会出现这样矛盾的情形吗？
卓小勤：医疗机构当然要对危重病人进行立即抢救，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但知情同意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则。
医疗行为具有侵害性，其重要前提就是患者本身必须同意，如果没有患者同意的话，就构成了一种侵害，一种侵权。
记者：这一事件就是医生救治义务和患者知情权利的矛盾和冲突所导致的。是否可以在法律上做一些补充规定，或者采取一些措施，使医疗机构在特别需要救治的情况下，给其一些免责条款，让他们放心实施手术？
卓小勤：至少从目前的法律环境，包括舆论环境来看，还暂时做不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关系牵涉到利益问题，患者利益和医院利益很可能会发生冲突，所以要有法律作为约束，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
如果患者没有自主权，那么患者其他的权利都无法实现。如果我们以某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赋予医疗机构强制治疗权，我觉得是很可怕的，因为医生可能会滥用这种权利，我不能同意医疗机构拥有这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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