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81年前发生在协和医院的一起误诊事件。事情发生在著名的历史人物梁启超的身上。
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诊断后，误以为他的右肾生瘤，于是便做了割去右肾的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他写信向孩子们劝解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
对于当时报刊上对协和的攻击，梁启超惟恐因此损害协和的名声，影响其他人对医学和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应，他在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从前每次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尔一见。从前红得可怕，现在虽偶发的时候，颜色也很淡。我自己细细的试验，大概走路稍多，或睡眠不足，便一定带血，只要静养，便与常人无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要为我忧念。”
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手术后，梁启超看病还是去协和。1928年11月27日，积劳成疾的梁启超被送到协和抢救。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去世。他留给家人的嘱咐是：“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就此事，记者采访了我国著名医史学家程之范老先生，今年(2001年)80岁的程老指出：“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态度，主要是考虑到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这时对协和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再者，以梁启超的名望、地位，协和不可能故意给他误诊。但梁启超先生对协和的这种宽容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
无独有偶，在采访中，记者又听到了另外一件患者“包庇”大夫的事情，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北京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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