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接待家属的技巧方面：医疗纠纷客观上给病人、家属带来生理、心理上的伤害。因此，事发之初，往往病人、家属大多表现为：情绪激动，语言偏激，出口伤人，甚至于损坏医院财物，围打医务人员等等情景。
院方接待人员应采取：人进我退，人躁我静，人急我慎，人热我冷的方针。要以家属的心态去体验、理解病家的心情，切忌同步急躁。要冷静头脑，理清思路，多记多听，少言慎言。 弄清纠纷根源出自何方，性质为何，病家想些什么，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此方能知己知彼，有的话矢，提出处理纠纷的办法时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切中根本，抓住要害，让对方心服口服。
病家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日趋增强，近年的纠纷，病家在与院方的接触中，记录会谈内容者渐多，甚至有用微型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取证者也为数不少。这就对接待人员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即：要主动、及时地不断强经法制观念，言行之中，不仅要合理、合情、更主要的是要合法。而且，更要的是要带头守法、执法，表现在接待记录中写明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切记在会谈结束时，力争让病家签字认可，使之具有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接待一次，解决一个问题。
接待和处理医疗纠纷不但是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而且由于医疗纠纷问题较复杂，因此也是一项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要求接待和处理这项工作必须十分认真，必须站在维护医患双方合法的立场上，使纠纷早日得到合理解决。
接待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懂得有关法律、社会知识和医学心理学知识等，对事物有一定洞察能力，对来访者的性格特征、思维方法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和观察，并能恰如其分地实施相应的对策。由于来房者的病情，后果不同，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不同，文化层次和年龄不同，对问题所持的态度和反映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很直率，有的可能很婉转，有的很激烈，有的很和缓。接待人员应能根据上述特征，把握分寸，争取把纠纷解决在初访之中。
接待人员对来访者必须坚持文明接待，要抱有热切的关心和深切的同情，使之感到亲切温暖。即使对态度蛮横，说了一些过头话的来访者，接待人员仍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仍应控制自己，耐心疏通引导，态度冷静地进行处理。接待时间应该充分，接待人员能催促来访者，如果接待人员急于有其他事情要办，可向来访者说明，不要引起其误会。
接待人员要讲究谈话技巧。俗话说，一句话能使人跳起来，一句话也能使人笑起来。接待人员应善于通过语言交谈，同来访者沟通思想，建立感情，同时掌握其真实动机和要求，入情入理，将心比心地交待政策，取得来访者的信任。接待来访者时，谈话切忌简单，不但要告诉其结论，还要讲清结论产生的过程和政策依据，使之能够理解。比如：一位接待人员将一份纠纷的答复意见交给病人时说：“这是我们的结论，同意你就签个字，不同意去哪里告状都行”。这样只能使纠纷升级。接待人员切莫仅凭来访者所谈的感情资料，未加深入调查研究马上做出结论，给予定性或处理。这种草率行事的态度，只能招致欲速则不达的不良后果。对来访者提供的情况，要做综合分析，因为其反映的主要情况往往不一定是主要矛盾，而非主要情节亦可能是主要矛盾。故一切结论应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前。
2．病友与群众舆论方面：近年来，少数医护人员确实在社会上给人们留下消极印象。一旦医患之间发生冲突与矛盾之时，特别是有死亡的病例时，不管医院中的病友，还是就诊的其它患者，甚至过路群众，由球明真相的因素？感情因素？缺少医疗知识的因素？都会使纠纷事态由初期发展成言论及人数上的高潮与气势。曾有一死亡病例，病家借上海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大会之际将死者的遗像、花圈悬挂于市内主干道上扩大事态，借助舆论给医院施加压力。这不仅影响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而且易于形成对整个卫生行业的不利舆论。
针对上述特点，医疗或卫生行政机构要在接待纠纷的初期，在人力上作充分的准备，以便及时、快速、有效地做好宣传、疏导工作，变“众人说”为“病家说”，切勿使高潮形成，使医院陷于被动境地、事态失控。
3．年龄与文化方面：患者方由于年龄偏高、文化程度较低，受传统观念和传统教育的影响相对较多，同时又缺少起码的医学常识。因此，在纠纷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比较简单。曾接待一位70多岁老妇人，因药疹而认为是医院用药错误，咬定要医院负责，赔偿医药费用。
接待这类病家时，院方应采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态度和方法，将自己扮演成患方的角色，做到耐心细致，实事求是。先不要急于说明责任在何方，也不宜开门见山地提出诸如尸体解剖的问题，以免因此而与这类病家固有的传统、民俗观念发生剧烈的冲突，使接待、协调中双方的矛盾急剧恶化，最终导致协调的破裂与失败。而要分析纠纷的原因、现象，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原则，提出处理意见，谋求医患双方的统一，并在会谈中注重经济在整个纠纷中的地位与份量。以适从此类病家的“求实惠”心理。
相反，如果病家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者，则不妨单刀直入、开诚布公地提出医疗纠纷解决的一套程序，将纠纷的解决纳入尸解椉法律的渠道，同时在会谈中注重病家的精神、名誉等因素，以适从这部分病家注重“说清道理”的心理状态。
4．新闻媒介方面：近年来，新闻媒介在医疗纠纷的报道中，有些由于对真相的了解不全面和医学知识欠缺，或病家的投诉又往往在事发的初始阶段，主管处理医疗纠纷的机构尚未作出任何倾向性的意见或鉴定，其报道易造成片面性，一旦见诸于报端，极易激发起社会舆论对医院的不利和形成一个社会热点给医院、医护人员造成巨大心理压力。
医院或卫生行政机构在获悉病家投诉于某新闻媒介之后，应及时派出有权威性的代表主动上门介绍纠纷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院方的初步处理意见。这样有助于新疗记者对纠纷的全面、客观的了解。
医院在聘请“社会监督员”队伍中有几位新闻记者，以增加他们对医疗机构的了解和理解。
5．患者单位方面：争取病人或家属工作单位的配合。在医疗管理实践过程中，绝大多数医疗纠纷的解决，并非都需通过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因为对一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纠纷可以通过调节来解决，而对一些较为复杂的医疗纠纷，不但要通过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而且还要争取病人或家属工作单位的配合。因为对鉴定结论或经济补偿问题，双方可能还在严重分歧，切不要以为鉴定结论一旦形成就万事大吉，还应使企事业单位也更多地关注经济费用的额度。因此，一旦职工在就诊过程中与医院发生纠纷，随之而来是患者单位拒付医药费用。借助于单位的这一姿态“得理不让人”从而使医院处理纠纷中陷于几方“合围”的困境。
医院一方面根提高医疗质量，减少纠纷产生的机会。另一方面，一旦纠纷出现之后，也要及时地向患者单位沟通情况，使单位得以受到尊重、了解病情，使单位变支付方为参与方，从而谋求其理解、配合。在医药费用这个敏感问题上可采取“搁置争议，病后算帐”的办法。先从速治疗，一俟病人终止治疗后再遵循《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合法、合理、合情地提出解决方案。
6．医院内部方面：医院内职工也会出于各种心态议论纷纷，由于医院内部的矛盾，有意将内部不成熟的医疗方案、讨论内容传到病家耳中，使复杂性大大增加。
发生纠纷的科室和职能部门的配合问题。纠纷发生以后，所在科室应主动向医院职能部门报告情况，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科室在搞清情况、统一认识以后，可以由科主任负责地答复病人或家属提出的问题。医院职能部门接到报告以后，要深入科室了解情况，根据事实和有关政策、法律，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要主动做“消防”工作，不能上推下卸，以免激化矛盾。
每遇医疗纠纷，院内应采取“封”、“小”、“慎”、“快”的方法，即：“封”为立即封存或固定病史，杜绝伪造、修改、遗漏病史的机会，使之保证其真实性；“小”为知晓纠纷内情的医护人员范围要小，人数要小；“慎”为语言要谨慎，要留有余地，要兼顾同行、同事的利益；“快”为快速成立纠纷处理小组，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快速作出初步定性或定量的倾向性意见，净化矛盾环境，杜绝流言蜚语。
7．政策与法规方面：目前，适用于处理医疗纠纷的政策与法规主要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这些政策与法规由于出台的时间先后，制定部门的不同，有些条文出现不协调甚至有矛盾之处。
这些政策、法规、法律的不统一，不完善，给临床第一线的医院和卫生行政机构在临床医疗实践、卫生行政事故处理中都造成了一种无所适从、左右为难的局面。国家立法机构当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解决上述那些矛盾、不完善之处。
8．要认真地、科学地进行鉴定。目前，由于一些医院怕影响达标上等，采取大事化小的息事宁人的做法。一是以以济赔偿的私了方式代替医疗事故鉴定，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利于医疗管理，而且由于病人会抓住院方怕扬丑的畏惧心理，漫天要价，医患双方在赔偿额度上难以形成共识和达成协议，最后还得回到通过鉴定的轨道上来；二是在鉴定时一定要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既不能无视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也不能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政策、法律为准则，独立自主地、科学地进行鉴定。避免感情用事，不作无原则迁就。
病历资料、有关物证和现场的保留问题。病历是医疗过程中最原始的客观材料，在纠纷性质的鉴定中具有法律意义。发生纠纷以后，除非特殊情况（上级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病历讨论会、会诊抢救、检察院和法院已正式立案者），其他任何个人或部门未经批准不得借阅。对有价值的实物，如药物容器、输血或输液的残留液体、空安瓶等或及时送检，或妥善保管；对于在住院期间自杀的病员，如已死亡，暂时有应移开现场，应通过医院保卫部门向公安机关备案后方可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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