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知天命”之年，一向健壮的我也患起病来。其中两次，差点被“阎王爷”招去。

　　首先说我为什么学医。上世纪50年代末，我母亲患了乳癌，好歹算是把她劝到医院了。首诊医生问：“疼不疼？”母亲答：“不疼。”这位医生当时就很不耐烦地说：“不疼你来看什么！”听了这句话，母亲脸涨得通红。三个月后，肿瘤已经像核桃那么大了，我又带母亲去这家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他脱口而出：“怎么才来看？”后来虽然做了手术，但母亲还是匆匆抛下我们走了！当年我才19岁，高考在即，我毅然决定学医，而且决心学好，坚决不当首诊遇到的那个庸医！

　　回过头来，再说我的患病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值我外科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一天，我从手术室出来，自觉十分疲惫。此后一连半个月高热不退。试用多种办法，都不见效。全家人都蒙了！

　　在病房里，我发现内科权威们正窃窃私语。我下意识地想：完了！这回我肯定是在劫难逃！一天傍晚，我拔下点滴，偷偷摸到对门照相馆照了张“遗像”。那时，不知怎么回事，心情烦躁极了，看谁都不顺眼。后来颈后淋巴结也肿起来了。不好，“恶网”（恶性网织细胞病），一定是“恶网”。我越想越觉得坏事了。巧了，这天家里送饭时，包在外面的几张纸恰是《新医学》上关于“恶网”的讲座。“唉！”一声长叹惊动了同屋病友。大家纷纷爬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劝起我来，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你们当大夫的，有病真不好治，想得太多了！”说不好这是劝我还是训我。

　　第二次大病，是我得了甲状腺癌。这回我比上次当然更害怕了，手术还算顺利。当时，我只是觉得千万别得病，自己遭罪不说，还让家人和朋友担惊受怕。

　　在病房，我们这些头颈部肿瘤病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同病相怜，彼此很快就混熟了。他们的手术都比我大，真遭罪呀！一位内蒙古来的老汉，喉癌术后多日了。一天，他正自己下胃管灌牛奶，我赶紧过去想帮忙，他摆摆手，表示不用，已经习惯了。病人真不容易啊！来自河南的一位厂长羡慕地对我说：“你真有福，能摊上好大夫做手术。说句也许你不一定乐意听的话，你们当医生的如果都像他这么负责任，我们患者就算治不好，死了也不冤。”

　　头些日子，我去一家大医院探望亲友。听到那屋子里的病人和家属有的愁钱，有的愁病，长吁短叹。也有的夹带一些怨言。有个病人说，验尿糖，化验员将试纸一蘸就拿出来了，结果是阴性。他有些怀疑，找了一个熟人重验，同一个标本，同一个化验员，这回是两个加号！我在一旁听着这些议论，不禁深感汗颜！我想，医生和患者都不容易，患者打医生、大闹医院是不对的，而医生也应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