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偏见与歧视。歧视和偏见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缺位，更是一种情感的外在表现，它是不以事实为依据的。
——晋群(云南大学新闻系)
惯常的思维总是认为，只要人们知晓艾滋病传播的几个主要渠道，只要不与这几个渠道发生交集，就可以消除对艾滋病的世俗偏见和歧视；但事实上，早有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仅仅是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并不能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偏见与歧视；换言之，歧视和偏见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缺位，更是一种情感的外在表现，它不以事实为依据。
当五岁的湖南小男孩因为携带HIV病毒而被医院拒绝进一步治疗时，笔者相信，医院的退缩，不是因为对这个男孩本身的质疑或厌恶，甚至，他们也许也会在心底对他有着丝丝的同情与怜悯，但是，在被夸大的传染性和死亡几率面前，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已经完全让位于他们在情感上对艾滋病持有的态度。
这种对艾滋病的情感偏向并不仅仅反映在医护工作者中。笔者曾参与的某次艾滋病媒体培训上，对于“你是否赞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应该集中到某个地方隔离起来”的判断，同样有不少媒体记者选择了“同意”，虽然此前他们一直表示渴望获知如何与感染者打交道的各种技巧，但在具体的事实面前，他们依然“忠实”地选择了自己的情感偏向。
随着艾滋病研究领域的扩大，艾滋病早已突破医学和生物领域，而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一个具体的感染者或患者的救治或生存，被附加进太多太多超越个人、超越医疗的内容。于是，以艾滋病为代表的疾病变得不再是疾病，而变成了一个人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重新认证的标签和过程，甚至建构成一个个特定的“文化群落”，有着对其成因、发展、社会意义的种种解读。
在这样的文化解读过程中，艾滋病作为一种因行为导致的疾病，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对疾病本身的恐慌，更是对某些边缘生活方式的不认可甚至歧视，这种情感自然会逐渐从生活方式传递到艾滋病本身，而医疗工作者由于其自身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这种情感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集体情绪的存在，一个单一的艾滋病个体的医疗经历，往往都会上升为一个公共事件，在媒体的争相报道和声援中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弱势个体的救治和生存问题。
因此，医疗部门对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的“不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冷漠”或“无职业道德”就可以说清的，长期以来的情感偏向在他们即使不对五岁男孩做出任何道德评判的时候，也会以惯性的思维做出拒绝的回应。
建构的结果，似乎永远都是为去打破这种建构。其实早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就先后写就《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两篇文章，以一名癌症患者的切身体验，呈现疾病本身及疾病之外的象征意义的重压。在《作为隐喻的疾病》的开篇她便写道：“我写作此文，是为了提示这些隐喻，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
“隐喻”的产生往往源于未知与神秘，桑塔格的文章将披附在疾病身上的种种隐喻一一披露出来，为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从而“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同样，在今天我们并不缺乏艾滋病知识的时候，在艾滋病越来越以极高的姿态参与到公共议程中的时候，是否也正是剥离种种加附在其身上的隐喻、从对艾滋病的情感偏向中走出的时候呢？（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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